从踩踏外滩的悲剧看公民意识的缺失

■1月6日,国务院副总理沈山在当天下午举行的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发表讲话,强烈指责除夕上海外滩踩踏事件“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和惨痛的教训”。

这一天也是悲剧的“前七天”。许多受害者家属来到悲剧现场哀悼他们的亲人。这一幕既痛苦又庄严。

一场意想不到的悲剧深深伤害了中国人民的心。

许多人认为踩踏事件只会发生在相对贫困的地区,如印度和非洲,这些地区有着复杂的宗教背景。踩踏事件今天实际上发生在上海这个许多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国际金融中心”。这真是一个大惊喜。这表明我们的社会和城市管理中仍然存在着许多经常被忽视的漏洞。

国内主要媒体和网站广泛发表了关于这场悲剧的反思性文章。这些讨论使我们充分意识到这场悲剧背后的社会心理和制度根源。然而,在所有这些讨论中,很少提到对公民意识的分析,而缺乏公民意识可能是这场悲剧最直接的原因之一。

公民身份到底是什么?在这方面,一般的解释是,公民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是在现代法治下形成的大众意识,是公民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基础上自觉建构的一种自我意识。

它反映了公民在对待个人和国家、个人和社会、个人和他人时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

总之,公民意识强调个人在社会生活、社会道德等基本道德意识中的责任。

然而,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由于功利主义的盛行、精神信仰的缺失和政治制度设计的缺失,我们看到了社会生活中公民意识的极度匮乏。

外滩踩踏事件的爆发实际上是我们社会生活中公民意识极度缺乏的集中表现。

作为这一判断的痛苦证明,亲眼目睹这场灾难的人说,一些已经占据有利地形的人对留下的同伴喊道:“快点过来,这是个好地方!”然而,他们排挤有利地位的目的只是为了看4D灯展,而实际上这个灯展已经被更方便地取消了。

不顾他人的感受,只追求自己的私利,甚至侵犯他人的利益,是缺乏公民意识的典型表现。

在今天的中国,类似的缺乏公民意识的行为几乎无处不在。

例如,在中国流行的方块舞,借助于高分贝的音响效果,方块女士们在公共场合跳着各种奇怪的舞蹈,兴奋而又莫名其妙地无视这种行为可能会严重干扰其他也住在城市里的人。

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进入了商业消费全面竞争的时代。在这个过程中,传统儒家文化的礼让早已不复存在,而现代人文精神尚未形成。相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它已经衰落并失去了话语权。公众的普遍感觉是生存空之间的差距日益缩小。功利主义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实质性主流价值。

在功利主义的煽动下,人们对成功和生存资源的渴望空以前是迫切的,因此他们的心变得空空虚而浮躁。

在激烈的社会竞争和对利润的迫切渴望的驱使下,公众在一般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底线思维是: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个人事务,我都必须首先不要受苦。

这种从不被欺骗的心态在拥挤的地铁人群中得到最生动的反映。

每个高峰时间,中国主要城市的地铁都很拥挤。

不仅仅是中国,许多国家在高峰时段都有拥挤的地铁,而且这里的风景也是最混乱的。恐怕没有人像中国一样。

事实上,高峰时段地铁发车频率非常快,基本上每两三分钟一次。许多压力很大的通勤者并不真的需要赶这两三分钟,而是因为在他的潜意识里有这样一个价值计算:如果我等这么长的线路,如果我不上这辆公共汽车,我将会很痛苦。

外滩踩踏事件悲剧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群中地铁拥挤思维的幽灵发酵的结果。

驱使无数人前进的一个简单原因可能仅仅是因为大多数人有一个潜意识,如果这么多人向前推,如果我不向前推,我将会受苦。我不能在这里白白度过一整夜。

关于这场悲剧的事后讨论中,很少看到关于公民意识的分析,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有论者认为必须顾及这场悲剧中死伤者的感受,觉得这种反思某种程度上隐含着对当事人尤其是死难者的批评和不敬。在事后对悲剧的讨论中,很少看到对公民意识的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一些评论家认为必须考虑到悲剧中死者和受伤者的感受,这种反映意味着对有关各方,特别是死者的批评和不尊重。

事实上,情况不必如此,因为关于公民意识的讨论不是针对个人,而是针对中国的一些总体社会和心理状态。

对灾害的反思是为了避免灾害的再次发生,而这种反思只能建立在更加理性和客观的基础上,才能得出更加全面和完整的结论。

在众多关于这场悲剧的分析文章中,网络专栏作家王汝珍的外滩悲剧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场心理危机,颇有见地。

文章认为,从基础设施和城市管理等技术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并非毫无意义,但这并不痛苦。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这些年来,由于我们过于依赖技术因素,我们的公共安全更有可能出现重大问题。

“从根本上说,这仍然是一个意识、心理和教育的问题。

我们确实缺乏很多公共安全意识。

它主要涉及两个层面:第一,政府和相关机构有严格的公共安全意识。

二是群众和群体的心理问题。

我们的安全系统,危机预测和控制,侧重于“维持稳定”。

它的目标,作为一个整体,就像邪恶的力量和邪恶的人…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公共安全问题开始关注公众或普通人的意识和心理。

当外界过分夸大技术系统的优势时,这个因素反而被稀释了…我们习惯于被行政和技术控制,我们习惯于被控制,因此忽视了缺乏公共安全意识、缺乏自我管理和无力解决各种威胁。

“中国的社会和城市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保持稳定”的思想,而不是建立一个真正有效率和有秩序的公民社会和法治。

这种稳定维持模式在预先预防危机方面可能非常有效,但面对一大群随机形成的群体,这种模式可能是无能为力的,因为此时外力的强制干预可能会导致更多盲目的骚动和人群的不安。

“你不能想象这个世界是一台精密机器。

人不是机器。容易被技术和基础设施转移的公共危机将集中在人们的心理层面。

当它与一大群人结合在一起时,隐藏的力量就越来越深、越来越重。

稳定思维下的公共安全意识已经是一个僵化的世界。

”王汝珍说道。

真正的问题是,我们不必也不能像驯服绵羊一样驯服公众,但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把每个人培养成一个具有安全、公共道德和责任感的公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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